“林先生，现在洋人都讲英语了，学西班牙语有什么用？”
这个问题是凌彦预料中的了，他答道：“任何语言都是一种工具，只有说的人多与少的区别，没有高下之分。我教你们西语，但是具体做什么，是由你们自己做决定的。可以去做翻译，做外交官，可以当老师教给别人，也可以留学，全凭你们自己选择。”
他不再给学生提问的机会，捏着一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。“先来认识一下西文字母。”
一节课下来，学生像是有十万个为什么，把凌彦问得焦头烂额，进度更是才到预期的一半。凌彦夹着书案回到住处，不免抱怨了几句。
吴乐甫正在看报纸，闻言安慰道：“你这不算什么，前次来了位广东的老师，口音严重，学生险些投诉到校长面前。”
“我刚来时受的诘问比你严重，几乎人人问我法律什么用呢。都有这么一遭的。”
凌彦长叹一口气，只得抓紧准备下一节课的教案。
直到凌彦见过一次吴乐甫上课时的装束打扮，才意识到为何学生对自己的衣着反应那么大：他穿着西装三件套，头戴费多拉帽，还佩戴了黑色领带和口袋巾，露出一截怀表链，俨然一个上流绅士模样。
看来去接自己时的打扮都算便装了。凌彦暗暗吐槽。
为着吸取经验，凌彦还蹭了不少其他老师的课。他穿着长衫混在学生中，倒也没有人说什么。校长看上去是位大儒，教的却是化学——凌彦目瞪口呆，敬佩不已。校长脾气和善，讲课也是娓娓道来，春风化雨。相比起来，吴乐甫上课便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：他最严禁理智的法律竟然讲的激情四射尽兴时往往要脱了外套，解开袖口，方能快速板书，咬字清晰，旁征博引，挥洒自如，
凌彦只是在下面坐着，都能被他的激情感染，更不必说那帮一点就着的学生了。
好在这些学生只是一腔热血而已，为人并不坏，而且学习的热情很高，凌彦上了几次课，对于如何抓住他们注意力，如何把握课堂节奏就找到了感觉。做主持人和做老师，某些程度上是相通的。
在凌彦看来，这些热血青年们，用后世的话讲，叫做有些“用力过猛”了。只不过后来这个词用来批评演技，凌彦用在这儿却是褒义。这些青年都是有血有肉，胸怀天下的年轻人，有心报国，但还不具备成熟的眼光，理智的思考，所以一旦有人给他们指出可能的方向，就全然把自己豁了出去。
但他们仍然是单纯可爱的，所以才需要凌彦、吴乐甫这些教授们为他们矫正方向。
教学步上了正轨，生活也步上了正轨。吴乐甫的表现的确是个绅士，风度翩翩，每天准时叫凌彦起床，有时候一起下馆子，有时候则是吴乐甫下厨。凌彦虽然在厨艺上没什么天赋，却有根好舌头。他会吃，也会夸赞。
连穿三个时间，凌彦早不是吃不到炒菜还觉得惊讶的主持人了，他现在夸人，会变着法夸，引经据典地夸，夸到吴乐甫都面红耳赤，无奈摇头。“别说了，你再这么说下去，我就要感激涕零，恨不得给你做一辈子饭菜了。”
闲暇时吴乐甫也带凌彦出去转了转。这是个奇妙的时代，街道上轿车与黄包车并行，银行、烟馆与当铺、布庄共存。凌彦每次走过，都有一种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的奇妙感。
而凌彦想破头，终于想出一个推行计划的初步方案：办一场舞会。既然国大的学生都那么崇尚西式，办个舞会也不唐突。恰巧，仲夏节也到了，合该庆祝一番。
他是状似无意间询问吴乐甫学校有没有举办舞会的传统，吴乐甫回答：“每年开学季和毕业季都有舞会，不过你来的不是时候，倒是不巧了。”
“办个仲夏节舞会如何？”凌彦热情洋溢地提议道，“第一次你带我参观，我便注意到那些男学生追随女学生的眼神。”
吴乐甫被他的说法噗嗤一声逗笑了。“好啊，你只管跟校长提议，只是别在我这个德育处主任面前这么形容了。”
凌彦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对方另一重身份，也笑起来。
校长对这个提议果然大加赞赏，并拍板决定就安排六月二十四，仲夏节这一天。
然而凌彦的西班牙语课程注定不能一帆风顺，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，还没到舞会，他和学生转眼又发生了冲突，这次的起因是一份《新青年》杂志。
“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……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；无论通信，作诗，译书，做笔记，做报馆文章，编学堂讲义，替死人作墓志，替活人上条陈，都用白话来做。”男学生读到这里，放下杂志，眉飞色舞，“大家听到没有，以后都不准用文言文啦！”
话音刚落，立刻就有女学生响应：“先生说得对，打倒孔家店！”